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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简王十一年（前575年）五月，为了争夺对郑国的控制权，以及掌控对诸侯争霸战争的主动权，在晋国大军已经渡河进入郑国境内得情况下，楚国君臣也尽起大军，北上援救郑国；就在楚军北上路过申地之时，楚中军主将子反为了咨询此次出征的前景如何，特地去拜访了告老退休后居住在申地的楚国前辈老臣申叔时，以向老前辈请教出兵的吉凶，并讨论此次出战所面临的得失和利弊。

但对楚军这次北上作战的胜负情况，申叔时并不乐观，面对子反的询问，申叔时说出了自己的忧虑，并用德行、刑罚、和顺、道义、礼法、信用六条准则来衡量了楚军的作战前景，最后得到了‘进退都是罪过’的预言；申叔时还担忧地告诉子反说——楚国内部都在担心这场战争的结局，人人都为自己的命运忧心不已，请司马（子反）好自为之、尽力去做，自己恐怕不能够再和您再相见了（也就是说子反会在这场战争中遭遇失败、从而丧命）！

听完申叔时对这次出兵前景和自己前途命运的分析判断后，子反久久无言、忧心忡忡，不知如何应对；但事已至此、再担忧也无法改变出兵的行程，子反只得告别申叔时，怏怏返回军营，继续筹备援郑、拒晋之事（相比之下，再看看鲁国大夫仲孙蔑对这次晋楚大战的预言，就知道战争的结果如何了）。

不但楚国老臣申叔时对楚军这次出兵的前景不看好，就连奉国君（郑成公）之命前往楚国求援的郑国大夫姚句耳，在随同楚军一路北上回国的途中，也渐渐看出来——这次楚军的行军情况有些不对劲，事情恐怕要糟；于是，姚句耳提前抄小道走近路，赶在楚军之前就回到了国都新郑，然后火速向郑成公和执政诸卿请求奏报此次使楚的经过。

得知姚句耳出使楚国归来后，郑成公便命叔父公子騑（即郑国七穆之一的子驷，未来的郑国‘当国’、也就是第一执政）接见姚句耳，向他了解这次出使楚国的过程，以及楚国援军的进军情况。

姚句耳在与子驷会面时，担忧地向他说：

“此次出兵，楚军的行军速度虽然很快，但途中没有一点儿防范保卫意识，经过险要的重地时，楚军的队列十分散乱、几乎列不成严整的军阵。行军速度过快，会让士卒们极为疲劳，从而失去作战的意志；军阵不整，则会让士卒们在作战时缺少配合、无法凝聚高昂的斗志；楚军既没有作战的意志，又缺少军阵的配合，这次前来援郑很难取胜；我们郑国想依靠楚军来击退晋军的攻伐，恐怕是靠不住哦！”

得到子驷转达的姚句耳对此次楚国出兵援郑之役的悲观前景回奏后，郑成公也是忧心忡忡、惶恐不已；但眼下晋军已经打上门来，之前楚国所给予的好处也全部被自己笑纳了，就是现在把旧许地给吐出来、或者将汶阴之田还给楚国，改为和晋国结盟，那也无法平息晋厉公的怒火（而且楚共王的怒火马上就会爆发，将援郑直接改为伐郑）；因此，没有更好的办法来应对的郑成公只能硬着头皮继续挺下去，准备与楚军一起迎战来势汹汹的晋军。

好在晋厉公和晋军的首要目标不是微不足道的郑国（在晋厉公看来，郑国就是微不足道的），而是已经在北上途中、即将于战场上会面的楚军；所以，早就开到郑国境内的晋军并没有主动发起对新郑的攻击，而是扎下大营，静静地等侯楚军的到来；就这样，在忐忑不安中，郑成公终于在当年六月，等到了楚共王亲率北上的楚国援郑大军。

得知楚军已经到来、并与郑军会合之后，已经在郑国境内等候了一个多月的晋厉公当即下令，命晋军各将佐将主营阵地前移，寻找和楚军在野外进行会战的机会；而与此同时，楚军也在楚共王的率领下，不断移动驻军地，寻找和发现晋军的踪迹、并举行会战的时机。

两军各自派出小股部队主动向前搜索、侦查，寻找对方的踪迹；终于，在鄢陵（河南许昌鄢陵县）附近，晋楚两军的前锋部队发生了遭遇，并迅速将这个情报传达到后方大营，晋楚两军的主力则不约而同地向鄢陵靠近，然后转为了临战状态。

自上一次晋楚主力军队在野外发生的第二次大会战——‘邲之战’结束以后，经过二十余年（周定王十年（前597年）至周简王十一年（前575年））的漫长休兵、相互试探、恢复军力、甚至达成‘弭兵之盟’以暂时休整的时间，晋楚这两个‘霸主’，又将在野外战场上重新相见；第三次的晋楚野外大会战，一触即发（第一次是城濮之战，第二次即邲之战）。

虽然晋军早就做好了和楚军开战䄉准备，但晋厉公为了更好的凝聚人心、制定完备作战计划，于是在即将开战之前，召集了随军出战的六卿——中军将栾书、中军佐士燮、上军将郤锜、上军佐荀偃、下军将韩厥、新军佐郤至（晋国朝堂八卿，下军佐荀罃留守国内，新军将郤犫出使齐、鲁、卫三国，因此缺席），举行最后一次战前军事会议，以制定对当面楚军的作战计划。

其实，就在晋军渡河之后，中军佐士燮就曾再次劝说国君和卿士们不要和楚国开战，要保持晋国内外形势的平稳；他解释说：

“楚军已经北上，我们就假装做出逃避楚国的样子，这样就能缓和国内已经存在的忧患。晋国现在没有足够的力量来统领诸侯，所以我们应当把有限的精力放在整顿国内矛盾冲突上，如果晋国能够做到群臣和睦相处，尽心尽力侍奉国君，这就足够了。”

对于士燮在大战在即前这个不合时宜的建议，史书上没有记载晋厉公的反应如何，但栾书的回答被《左传》给记录下来——只有简单地两个字：“不可！”这也表明了除了士燮之外的晋国君臣对此事的态度。

之后，晋军驻军在郑国境内，静静等待楚军的到来；六月，两军前锋在鄢陵遭遇，随即晋厉公和楚共王都率主力向对方逼近，大战一触即发；但就在这么关键的时刻，士燮依旧想要制止战争，他提出由自己为使者，前往楚军大营谈判，暂时稳住楚军的行动，等郤犫、栾魇‘邀请’齐、鲁、卫三国军队都抵达郑国后，再以联军强大的军事实力去逼迫楚国进行和谈，这样，就可以用最小的代价来获取最大的利益。

士燮的这种保存实力、暂且避战的想法，说实话对晋国比较有利（晋国离郑国近，楚国离郑国远，长期对峙谈判，楚军的后勤供应巨大，国力耗不起），能够在不损伤国家太大元气的前提下，为晋国争取到较大的战略主动权，也符合晋国公室、卿族的一致利益。

但士燮这种避免和楚军开战、进行议和的想法，在表面上却有着‘忍让、认怂’的直面体现，晋国在诸侯中的威信和号召力，也许会因此而产生（极大的）负面的影响，这也是包括晋厉公在内的晋国君臣所不能容忍的。

晋厉公以及执政栾书看在士燮以往对晋国的功绩、范氏（士燮家族）在国家内部的地位（还有老臣士会当年对晋国的遗恩），因此多少对士燮有些包容，只是简单地拒绝士燮的建议也就罢了；但新军佐郤至年轻气盛，又依仗着郤氏家族势力在背后的支持（郤至是郤氏家主郤錡的堂弟），所以对士燮这种“示弱、认怂”的反对态度最为激烈（其实就是鄙视），在战前会议上，他愤愤不平地反驳士燮说：

“当年，韩原之战中，惠公没有能够奏凯（其实是被秦国军队生擒，不过大战在即，这个影响士气的尴尬事就不要再提了）；之后的箕之战，先大夫先轸又在出战中阵亡（先轸是主动求死，以此来为之前自己对晋襄公的不礼貌行为而赎罪）；等到了邲之战，主帅都是兵败溃逃（邲之战的晋军主帅，是时任中军将荀林父，但这个时候荀林父的孙子荀偃已经是晋国上军佐，此时也在议事的诸卿中，郤至为了避免与荀氏造成矛盾，就不提荀林父的名字了）。这几场败仗，都是我们晋国君臣、将士的奇耻大辱！

您当年也曾听说、甚至亲眼见过先君和先大夫们所遭逢的的这些败战，知道它们给晋国带来了怎样的不利后果；现在，假如我们又因为所谓的保存实力、平息外部威胁而再次躲避楚军的话，那么我们晋国将又增添新的耻辱，晋国的历代先君也将因此而再次蒙羞！我虽然没有您那样的才华，但宁愿在出战中阵亡，也不愿意就此撤军，让耻辱再一次加到我们晋国的头上！”

对郤至的不理解、乃至反驳和责难，士燮心里属实无奈，但还是耐心地一再予以解释：

“当初，我们晋国的先君和先大夫们之所以与秦、狄、齐、楚开战，是因为当时他们都是强敌，如果不尽全力地解决他们，那么晋国的后代子孙就将因为这四家的威胁而遇到莫大的危机，从而没落下去；只有圣人才能保持内外都没有忧患，我不是圣人，诸位大夫估计也达不到到圣人的境界（士燮没说晋厉公也不是圣人，不过这个话就不必要再说了），所以我们晋国才会有连续不停的外患，来牵扯我们的精力，让我们去一一加以解决。

现在，齐、秦、狄三家都已经屈服于晋国，目前的大敌只剩下楚国，我们则因为外忧的减少，内部已经发生了不安定的情况（指先氏、赵氏因为内部的矛盾而先后被灭族）；如果楚国这个最后的强敌也被打垮的话，那么晋国的内忧（诸卿为争权而再次发生内讧）恐怕将很快到来，不如留下楚国（这个外部的威胁），以时刻警醒我们，保持一致对外的警惕性，而不至于再次发生内讧。”

士燮的话很有道理，而且几乎直接点明——假如晋国将最后的外敌楚国也打败了，那么外部的威胁将（暂时）被全部消除，而外患消失后，那么国内的侈卿家族（甚至士燮所在的范氏家族也包括在内）必将因为进一步争夺国内的权力地位利益，而在晋国内部发起内讧、甚至武力火并，以削弱政敌的实力、扩大自己家族的势力范围。

所以，晋国必须要有意地留下一些外部的威胁，来时刻警醒卿士们通力合作、一致对外，将打击的对象始终放在国外；这样，晋国才不至于因为内部的权力争夺加剧而发生内讧火并，国家的利益和元气也都可以继续保存并壮大。

晋厉公不是不明白士燮这么做的用心，但他更想要的结果，是在战场上击败楚国、进一步降服郑国，用军功来稳固自己尚不完全掌握的君权，提升自己在晋国内部的威信，从而更好的压制越来越具有独立性、尾大不掉的诸卿士家族。

因此，从个人的私心出发，晋厉公必须借助这一次的军事行动，击败楚国，建立属于自己的显赫功业，从而增强自己在国内的威望和地位，在实际意义上紧握君权、压制诸卿，就像当年他的曾祖父晋献公刚刚继位时，曾经做过的那样。

中军将栾书、上军将郤锜、上军佐荀偃等卿士，也怀有战胜楚国、获取军功，以提升家族权力与势力范围，抬高家族在朝堂上的地位，以便将来更好地去夺取更大利益的愿望（士燮所假设的，就是这样的后果）；因此，栾书、郤锜、荀偃也支持晋厉公的决定——主动与楚军开战，而不是避战议和。

在晋国君臣各自的私心所以，士燮的良苦用心没有被理解（或者故意被忽视），晋国战前军事会议最终结果是——不等郤至和吕相、栾魇带齐、鲁、卫三国军队前来会合，晋军要立即出兵，打击当面的楚郑联军，以维护晋国霸业不坠、诸侯霸主之位不移。

在晋国君臣于战前军事会议中达成一致、准备出兵与楚军在战场上一决胜负之时，楚国这一边也有了动静——当时晋国的盟友齐、鲁、卫三国军队还没到达鄢陵，楚共王就想趁着晋军单独作战之时，联合盟友郑国军队迅速出兵进攻晋军，并利用清晨的大雾作为掩护，发动对晋军的突袭，攻破晋军的营垒，以‘攻其不备’。

周简王十一年（前575年）六月二十九，这一天是阴历的月末，也就是‘晦日’（没有月光的月终之日），当时用兵最忌讳的就是在‘晦日’发动作战；但楚共王为了借助凌晨前的暗夜遮蔽（没有月光），同时又自恃有清晨的地表水汽因温度升高而弥漫产生的大雾作为掩护，于是不顾忌讳，在天亮前发布了攻击命令，命楚国三军全部出动，郑国的军队也作为辅助力量一并参与进攻，楚、郑联军合兵直驱晋军大营，意图一举突破当面堡垒、击溃晋军，使楚国的争霸战略取得优势地位，并解除盟友郑国所受到的（晋国进攻的）威胁，维持楚、郑联盟的稳定。

楚共王想打晋军一个措手不及，但晋厉公以及晋国群臣早就做好了迎战的准备，因此当楚军于清晨出动、向晋军大营发动攻击之时，晋军在晋厉公以及栾书、士燮、荀偃等卿士的带领下，已经在暗也严阵以待、兵甲车辆齐备，随时可以出兵反击（虽然士燮积极建议避战，但国君和其他卿士决心作战后，为了晋国内部的团结和维护士气，士燮当然要与国君和同僚们保持一致，共同对外）。

但晋军大营之前遍布沼泽泥地，很不利于兵车的出动列阵和排成军阵出击，所以晋军（实际上的）统帅、中军将栾书（晋厉公本人不直接指挥作战，而是坐镇中军、起到稳定全军的作用）在得知楚军攻来后，最初的命令是固守己方营垒、结阵据敌，让越过整个战场而来的楚军无机可乘，无处下手，白白消耗体力，最后只能自动退兵；到那时，晋军再从营垒中攻出，尾随撤退的楚军发起进攻，最后一战而胜之。

栾书的作战方案虽然稳妥，但稍显‘软弱’（和士燮的避战意见大同小异），因此求战心切又一心建功的晋新军佐郤至反对主帅的固守命令，认为不能在来势汹汹的楚军面前示弱，否则晋军的士气将受到严重打击，导致作战意志低迷，有可能被楚军乘势打破营垒、遭遇惨败，那可就得不偿失了。

而且，郤至认为楚军虽然进攻势头很猛、但不是不可以战胜，他们有六条明显的弱点，这就是楚军的软肋，必将影响楚军的进攻和作战能力，并由此造成严重的后果。

当着主将栾书（以及国君晋厉公）的面，郤至将自己对楚军这六个弱点的见解和分析一一详细加以说明————————

一、楚军虽强，但内部不合，左军统帅令尹子重和中军统帅司马子反矛盾重重，长期相互敌视，即使是楚王本人也无法调和，因此楚军在战场上的配合必然不畅、全军的战场指挥也会不顺利；

二：楚王的亲兵‘左右二广’，虽然战力强悍、士气高昂、经验丰富，但这些精锐老兵都已征战多年，年纪趋向老迈，体力不足以支撑打完这场战争；而且两广亲兵的后备兵源严重不足，一旦战损就得不到充分的补充，长此以往，楚军的战力将逐渐削弱；

三：楚军的盟友郑国军队，作战意志不高，军纪又松弛，阵容也不严整，在战场上不拖楚军后腿就是好的了，不足为虑；

四：楚军阵中还有大量的南方蛮族士卒，虽然个人勇武强悍，但根本不懂得列阵配合作战，只知道单打独斗，一旦开战，这些毫无正规军事素养，只知道凭借蛮力斗狠的蛮族士卒们不但不会提高楚军的整体进攻能力，反而有可能因急于表现个人的勇武而擅自出战，从而搅乱楚军的严整战阵，成为他们的战场负担；

五：开战的今天，是月末‘晦日’，凌晨之前没有月光，漆黑一片，楚军在没有月光的凌晨排兵布阵，既不吉利，也不大能够准确地完成战前布置（因为天黑看不清楚）；

六：楚军的士兵在完成布阵以后，也不遵循战场上的严整肃穆军纪，而是大声喧哗、纪律松懈、彼此吵闹不已；军阵不严整，必定作战斗志不高（这一条是战前的斥候侦查所致）。

老实说，郤至的这六点分析，除了第五点稍稍有些唯心主义、比较牵强外，其余五点完全正确。

郤至所分析的楚军的这六条作战弱点，不但有违反了天意的行为（‘晦日’用兵），还有中枢指挥的缺陷（将帅不和），更有排兵布阵时的大忌（军纪不严整、蛮族士兵的军事素养低下），这都是楚国在作战中的明显劣势、和无法避免的隐患。

因此，郤至认为，晋军不能保守严防，对楚军让出战场主动权，而是一定要抓住这个好机会抢先出击，全力和楚军对战，就一定能战胜外强中干的楚军，取得对楚国的再一次大胜。

战争的结果是否如郤至所分析的那样股票私募网，晋军将会击败楚军，取得这一次的争霸战争的最后胜利呢？